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六)

茉莉花革命引發的政治的中東與北非政治動盪仍在持續發酵中。利比亞的反格達費政府在北約執行禁航令之後士氣大增，似有扭轉3月初潰敗的跡象，此刻正與政府軍隊在利國中部戰略要地呈現膠著的狀況。敘利亞的反政府示威越演越烈，總統阿薩德在3月31日發表演說，拒絕立即解除國家緊急狀態，導致大規模示威遊行在數個主要城市同時爆發，警民衝突造成至少9人死亡。革命過後的埃及在3月19日順利舉行憲政公投，通過了政治民主化與法治化的改革藍圖，但是過渡執政的軍事執政團隨即在3月23日發布新法律，禁止人民集會遊行發表抗議政府言論，否則將面臨監禁與罰鍰的處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中扮演油價穩定者與改革抗拒著的雙重角色，在美國的默許下，該國的政治改革仍然遙遠。而中國則坐收漁翁之利，藉由利比亞撤僑行動測試解放軍應急能力並彰顯國威，向突尼西亞與埃及提供無息貸款以鞏固邦交，並藉由猛烈抨擊美國與北約國家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來彰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言者與保護者的角色。

茉莉花革命給台灣的啟示有三：第一，突尼西亞與利比亞在北非與中東地區算是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但是因為政治制度上的專制與封閉導致政商精英聚斂，貪腐橫行，人民所在意的物價與就業問題不受重視，不滿與絕望的集體情緒引爆革命浪潮。這告訴任何執政掌權者，總體經濟的發展未必保證人民對政府的滿意，更不足以確保政治的穩定。公民與社會群體不止關切經濟整體的成長，也要求經濟發展的果實必須經由合理公平並且透明的方式分配給每個人。而財富的分配方式與人權保障及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分離的：沒有公民與政治權利的制度保障，人民就無法充分享有經濟與社會權利，政治穩定也就不可得。

第二，面對經濟與軍事實力迅猛發展的中國大陸，台灣實在不必妄自菲薄，認為自己已一無是處，也無需恐懼對岸的發展，覺得時間在北京的手中。事實上，只需要一場遠在千里之外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一則網路上不明人士號召的散步活動就足以揭穿中國崛起的脆弱本質。而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雖非完美，但已能夠將社會絕大多數群體的利益及關心的問題反映到決策過程中。台灣政治制度因為保障了公民與政治權利，使人民得以行使經濟與社會權利，因而成就了比中國大陸更為穩定的局面，這種穩定無需國家耗費龐大的內部安全預算去監控與壓迫社會力量，因而不止更為人接納，也較易維持，茉莉花革命對台灣的政府也根本不是一個需要擔憂與監控的問題。簡言之，台灣已藉由民主化與法治化而成功地跨越了政治穩定的挑戰，而中國大陸政府仍深陷於那種越是維穩越是不穩的窘境。吾人無需恐懼中國大陸，但必須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有透徹的了解。恐懼是因無知，而知識則帶來力量。

第三，如果中國政府為了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而開始調整奉行多年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則吾人認為台灣政府也必須考慮調整現存的中國大陸政策，在確保台海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基礎上，著手準備與中國大陸政府展開具有政治性質的平等對話。吾人建議可由人權方面的對話與交流開始，以凸顯台灣政治與社會制度超前發展的優勢，引領大陸的政治發展。如果這是台灣僅存少數優於中國大陸的特色，我們為何不善加利用，在現狀不斷傾斜的兩岸關係上轉被動為主動，化守勢為攻勢？就算中國大陸政府拒絕我方人權對話交流的提議，台灣不止沒有任何損失，還能站上道德與制度的制高點，更能凸顯中國政府最深層的治理結構矛盾以及兩岸在政治制度上的明顯分歧。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五)

如果中國政府譴責利比亞政府違反人權並要求該政府立即回應人民的政治要求並改革國內政治體制，則中國是否也應該在國內進行同樣的改革？諷刺的是，中國的共黨政權不僅沒有啟動有意義之政治體制改革的意願。相反地，為了預防類似茉莉花革命的事件發生，中國政府自1月底開始加強對對輿論的監控，並大幅升高對政治活躍人士的壓迫行動，造成了自1999年鎮壓中國民主黨與法輪功成員以來最嚴酷的政治打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1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與2月19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會議中，明確指示要以社會管理之名加強對網路活動的監控與管理。

中共中央宣傳部隨即以取締假新聞的名義向各省媒體進行檢查整頓。向以敢言與自由派言論著稱的南方都市報受到極大壓力，在1月底解雇了資深記者與時事評論人長平（本名張平），南方都市報時評部主任李文凱與兩名時評部編輯則遭到調職。就在同一時間，廣東時代週報的時評部主任彭曉芸也被報社要求自動離職，在彭拒絕之後便只發給她每月最低工資以逼她去職，而成都商報則是以製造假新聞的理由開除了記者龍燦與李建軍。

2月17日一群自稱是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組織者在網際網路上宣佈，將於2月19日星期天在中國大陸13個重要城市發起集會散步活動，以爭取公民與政治權利以及社會正義，並發佈集會口號與集會守則。中國政府不敢掉以輕心，在接下來的數個週末以優勢並強硬的警力封鎖了這些茉莉花革命行動者預定集會的市中心地點，例如北京的王府井麥當勞前廣場與上海的解放廣場。有鑒於網際網路與移動通訊設備在茉莉花革命中扮演傳播反政府運動消息與動員反政府群眾的重要角色，中國的網路監控部門便將埃及，利比亞與茉莉花等關鍵字進行遮罩。政府甚至在2月19日以及接下來幾個星期日，暫停了茉莉花革命集會場合附近所有行動電話通信網路的短信收發功能，以防止異議人士藉由簡訊召集群眾或臨時變換集會地點。

除了盡全力防止同情茉莉花革命的國內運動出現，中國安全部門也同時升高對全國維權人士的監控與壓迫。根據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統計，截至三月底為止，已有超過23位的人權律師與維權活躍人士被證實失踪或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被刑事拘留，數十人的住宅與辦公處所遭執法人員搜索（也就是所謂的抄家），以及超過150人被公安傳喚詢問並限制人身自由。這波針對新聞與法律工作者的壓迫，其打擊面與打擊力道都超過2005年顏色革命之後的政治緊縮政策，使得一些國際人權組織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依法治國的理念，而回到不擇手段嚴打政權敵人的年代了。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四)

茉莉花革命也改變了中國在國際多邊組織中對國際人道干涉原則的態度與投票行為。由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利益與公民人身安全在埃及與利比亞的政治變局中受到威脅與明顯的損失，中國便無法再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因為倘使繼續放任這些國家內部秩序崩解失控，則中國將要蒙受更大的經濟與戰略損失，甚至會危及國內的政治穩定。另外，由於伊斯蘭會議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與非洲聯盟等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都已表態譴責利比亞違反人權，使得譴責與制裁格達費政權得到更多的國際正當性。

因此中國代表張丹於2月25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同意通過譴責利比亞政府嚴重違反人權的決議案，緊接著2月26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保東支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對譴責與制裁利比亞政府的1970號決議案，再於3月1日在聯合國大會中同意暫停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與相關權利。如果說中國政府在利比亞的撤僑行動是史無前例的，則北京對一個素來與他交好的發展中國家所採取的嚴厲譴責態度也同樣是史所未見的。當格達費政府拒絕向國際社會的譴責讓步，導致安全理事會再次通過第1973號決議案，准許國際社會成員執行禁航命令與人道干涉，歷來對人道干涉持懷疑態度的中國政府甚至願意投下至為關鍵的棄權票，使決議案得以通過，這等於是中國政府默認了對利比亞進行人道干涉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然而，正好也就是在這點上，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內部安全政策出現明顯的矛盾與分歧。中國政府所支持制裁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案，都是由保障普世人權為出發點而嚴厲譴責格達費政權對基本人權的踐踏。但是中國政府在國內治理方式卻與這些受到茉莉花革命衝擊之國家政府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維持政治專制，並且持續壓制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而且，這些國家面臨著與中國內部相當類似的發展問題：貧富不均，區域發展失衡，官員腐敗，青年的苦悶與相對高失業率，以及持續一年的物價上漲。也就是說，茉莉花革命的先決條件-社會中特定群體對現存政治經濟體制的集體挫折感與不信任感-在中國隨處可見。再者，由於茉莉花革命是由國內不滿政府的力量所主導，而革命所推翻與所傷及的大都是美國盟邦，中共領導人與學者因此不能再像他們數年前歸咎中亞顏色革命那樣，將這次的中東政治變動歸咎於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幕後陰謀。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三)

國際社會主要國家中對茉莉花革命的態度最為矛盾的就是中國大陸: 北京不止要考慮中國的戰略利益與經濟利益，還更要擔心茉莉花革命對共黨威權意識形態與一黨專制體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事實的發展證明，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的外交與內部安全考量之間產生明顯的思想矛盾與政策差異。在以往，中國政府一直高舉當代國際體系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礎規範與做法；當中國的人權被國際社會成員質疑與譴責時，北京也總是毫無例外地搬出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作為擋箭牌，甚至認為西方國家以人權的藉口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是違反這些國家的主權。然而，就像發生在2005年的顏色革命一樣，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再次顯示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強調與世界接軌的中國政府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因為他國的內政局勢發展會無可避免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共黨政權利益。易言之，不干涉原則有利於一個相對孤立於世界的中國，但卻不利於一個與全球各國發生綿密複雜關係的中國。

面對突尼西亞的政治變動，中國一開始還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礎原則：外交部發言人在1月15日表示十分關注突國局勢發展，並希望突國早日恢復穩定。然而北京很快便意識到席捲中東與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將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國家利益，甚至會危及中國共黨政權的利益。中國政府因而自1月底開始一系列損害控制的外交作為與損害防範的內政措施。首先，埃及「廣場革命」的情勢開始威脅埃及境內中國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迫使北京決定由政府進行撤僑。1月31日，中國政府決定由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與海南航空公司各派遣一架A330-200的包機直飛開羅，接回滯留埃及的500多名中國公民。2月1日，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再派遣兩架包機至開羅接回另外431名中國公民。

然而這只是中國政府在北非外交干涉的開始，因為中國國家企業在利比亞有相當可觀的投資，數萬名中國僑民旅居利比亞，而受到利比亞動亂而減產的石油出口則給中國經濟局勢產生很大的壓力。75家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承包了大約50個大型工程，總金額約有188億人民幣（約28.58億美元），現在不止被迫停工，許多工程設備機具及廠房設施也遭到洗劫與破壞，損失可說相當慘重，況且這些損失將來還不知該向何方要求賠償。據中國商務部3月初的統計，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達15億人民幣（相當於2.28億美元）。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家石油企業，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中石油）與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中海油），在利比亞都有可觀的油田探勘與生產計畫，並對利國的石油工業提供各種後勤服務。倘若中國撤出利比亞的石油市場，將失去對當地石油產業出口相關技術與勞工的獲利機會。最後，利比亞快速惡化的內戰局勢使得中國政府決定再次啟動撤僑任務，但中國在利比亞的僑民比在埃及的多上許多，撤僑的規模也因此比埃及要來得大，還必須動用海陸空多種管道才能將僑民及時撤出。從2月22日到3月5日，中國政府總共派遣91架次的民航包機，12架次的軍機，5艘貨輪，1艘軍艦，35架次的外國包機，11艘外籍油輪，與超過100輛的包車，總共撤出35860人。這次大規模撤僑動員了中國所有的民航公司，其任務複雜的程度乃是史無前例的。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二)

當阿拉伯國家聯盟，非洲聯盟與伊斯蘭會議組織在2011年2月20-21日紛紛就利比亞政府屠殺無武裝的示威平民發表公開譴責之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便於2月25日召開特別會議，在47個會員國全體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強烈譴責利比亞政府違反人權的決議案，要求利國政府立即無條件停止對平民的敵對暴力行為，強烈建議聯合國大會停止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會員國席次與相關權益，認為格達費政權鎮壓示威群眾的做法與造成大量平民死傷的事證已構成違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並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立即組建一個調查利比亞違反人權的國際委員。

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隔日（2月26日）也召開關於利比亞情勢的緊急會議，15個會員國一致同意通過安理會第1970號決議案。該決議案引用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關於維持國際和平的條款（特別是第41條）對格達費政權採取數項制裁行動，包括武器禁運，旅行禁制，財產凍結等。3月1日，聯合國大會依照人權理事會與安全理事會先前的決議，以全體無異議的方式通過一項史無前例的決議案，暫停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與相關權利，這充分說明國際社會成員對譴責利比亞政府違反人權的高度共識。

然而，聯合國一連串的決議與譴責動作未能成功迫使格達費政權改變暴力鎮壓反政府運動的決定，雙方武裝衝突繼續惡化，造成更多平民死傷與財務損失。安全理事會遂於3月17日再度開會，並以10票贊成，5票棄權，無人反對的結果通過了1973號決議案。該決議案在原先制裁孤立利比亞政府的1970號決議案之上，進一步宣佈利比亞的武裝衝突局勢已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因此適用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中關於動員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以維持國際和平的條款。1973號決議案（一）授權各國與相關區域組織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保護利比亞平民及平民居住區域免受暴力攻擊的威脅，但不可以外國武裝力量佔領利比亞領土；（二）設定利比亞全部領空為禁航區，除了人道救援以及經聯合國授權允許的班機，其餘一律禁止進入或離開利比領空，而安理會授權各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執行禁航區的規定；（三）授權利比亞鄰國加強查核對利國實施武器禁運的各種檢查；（四）禁止任何在利比亞註冊的飛行器在任何國家降落，起飛，與通過該國領空；（五）擴大先前實施的財產凍結，使其延伸到任何利比亞政府或該政府控制之機構在海外持有的經濟資源，以及任何被聯合國認定為可能被利比亞政府所利用的經濟資源。1973號決議案為國際社會對利比亞進行人道干涉與人道救援提供了國際法的基礎，而法國，英國與美國及其中東盟國在該決議案通過之後便立即對利比亞政府的防空力量與空中武力進行精確打擊，以確保禁航區的命令得到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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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一)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一名失業大學畢業生為了抗議該國執法人員的暴力取締而自焚，導致突國青年上街抗議該國總統Zine al-Abidine Ben Ali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威權政治體制。由於鄰近國家相似的經濟情勢與政治制度，這場被國際媒體稱之為「茉莉花革命」的反政府運動迅速蔓延至北非與中東多國各大主要城市，到2011年3月底已影響超過40個國家的內政，並直接造成突尼西亞與埃及專制政權的垮臺，約旦，葉門，敘利亞，與科威特政府被迫改組，利比亞陷入部族殺伐的內戰，而敘利亞，巴林，葉門，沙烏地阿拉伯，阿爾及利亞等國相繼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與警民對抗，導致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承諾增加社會福利，改善經濟政策，與加速政治制度改革。

面對突如其來的中東政治變局，世界主要國家一開始措手不及，但隨著茉莉花革命蔓延中東各國，暴力衝突與死傷人數開始飆升，主張積極介入與人道干涉的意見便佔了上風。利比亞的例子是為典範。執政已達42年的格達費政權因為以國家力量支持恐怖主義行動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孤立，但近年來努力改善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世界）的關係，也的確收到成效。當當國際媒體在2月揭露格達費政權竟以攻擊性武器與非洲僱傭兵團殘酷地鎮壓反政府運動，甚至面對國際譴責與本國外交人員的大批變節而絲毫不改變立場，各主要國家領導人的憤怒與失望可想而知：格達費政權暴力鎮壓異己的方式不止徹底違反歐美社會素來信奉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信念，格達費本人與他的親信幾次公開發言所流露的強硬態度與揶揄西方社會的言辭，更充分顯示西方國家對利比亞的親善政策無法改變格達費政權的專制獨裁本質。格達費政權戕害本國公民人身安全的殘酷程度早已跨過國家體系基本規範所提供的保護傘，使得該政府再也無法躲在不得干涉主權國家內政之原則的後面，而為國際人道干涉提供了一個正當且眾所同意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