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也改變了中國在國際多邊組織中對國際人道干涉原則的態度與投票行為。由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利益與公民人身安全在埃及與利比亞的政治變局中受到威脅與明顯的損失,中國便無法再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因為倘使繼續放任這些國家內部秩序崩解失控,則中國將要蒙受更大的經濟與戰略損失,甚至會危及國內的政治穩定。另外,由於伊斯蘭會議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與非洲聯盟等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都已表態譴責利比亞違反人權,使得譴責與制裁格達費政權得到更多的國際正當性。
因此中國代表張丹於2月25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同意通過譴責利比亞政府嚴重違反人權的決議案,緊接著2月26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保東支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對譴責與制裁利比亞政府的1970號決議案,再於3月1日在聯合國大會中同意暫停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與相關權利。如果說中國政府在利比亞的撤僑行動是史無前例的,則北京對一個素來與他交好的發展中國家所採取的嚴厲譴責態度也同樣是史所未見的。當格達費政府拒絕向國際社會的譴責讓步,導致安全理事會再次通過第1973號決議案,准許國際社會成員執行禁航命令與人道干涉,歷來對人道干涉持懷疑態度的中國政府甚至願意投下至為關鍵的棄權票,使決議案得以通過,這等於是中國政府默認了對利比亞進行人道干涉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然而,正好也就是在這點上,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內部安全政策出現明顯的矛盾與分歧。中國政府所支持制裁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案,都是由保障普世人權為出發點而嚴厲譴責格達費政權對基本人權的踐踏。但是中國政府在國內治理方式卻與這些受到茉莉花革命衝擊之國家政府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維持政治專制,並且持續壓制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而且,這些國家面臨著與中國內部相當類似的發展問題:貧富不均,區域發展失衡,官員腐敗,青年的苦悶與相對高失業率,以及持續一年的物價上漲。也就是說,茉莉花革命的先決條件-社會中特定群體對現存政治經濟體制的集體挫折感與不信任感-在中國隨處可見。再者,由於茉莉花革命是由國內不滿政府的力量所主導,而革命所推翻與所傷及的大都是美國盟邦,中共領導人與學者因此不能再像他們數年前歸咎中亞顏色革命那樣,將這次的中東政治變動歸咎於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幕後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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