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革命引發的政治的中東與北非政治動盪仍在持續發酵中。利比亞的反格達費政府在北約執行禁航令之後士氣大增，似有扭轉3月初潰敗的跡象，此刻正與政府軍隊在利國中部戰略要地呈現膠著的狀況。敘利亞的反政府示威越演越烈，總統阿薩德在3月31日發表演說，拒絕立即解除國家緊急狀態，導致大規模示威遊行在數個主要城市同時爆發，警民衝突造成至少9人死亡。革命過後的埃及在3月19日順利舉行憲政公投，通過了政治民主化與法治化的改革藍圖，但是過渡執政的軍事執政團隨即在3月23日發布新法律，禁止人民集會遊行發表抗議政府言論，否則將面臨監禁與罰鍰的處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中扮演油價穩定者與改革抗拒著的雙重角色，在美國的默許下，該國的政治改革仍然遙遠。而中國則坐收漁翁之利，藉由利比亞撤僑行動測試解放軍應急能力並彰顯國威，向突尼西亞與埃及提供無息貸款以鞏固邦交，並藉由猛烈抨擊美國與北約國家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來彰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言者與保護者的角色。
茉莉花革命給台灣的啟示有三：第一，突尼西亞與利比亞在北非與中東地區算是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但是因為政治制度上的專制與封閉導致政商精英聚斂，貪腐橫行，人民所在意的物價與就業問題不受重視，不滿與絕望的集體情緒引爆革命浪潮。這告訴任何執政掌權者，總體經濟的發展未必保證人民對政府的滿意，更不足以確保政治的穩定。公民與社會群體不止關切經濟整體的成長，也要求經濟發展的果實必須經由合理公平並且透明的方式分配給每個人。而財富的分配方式與人權保障及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分離的：沒有公民與政治權利的制度保障，人民就無法充分享有經濟與社會權利，政治穩定也就不可得。
第二，面對經濟與軍事實力迅猛發展的中國大陸，台灣實在不必妄自菲薄，認為自己已一無是處，也無需恐懼對岸的發展，覺得時間在北京的手中。事實上，只需要一場遠在千里之外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一則網路上不明人士號召的散步活動就足以揭穿中國崛起的脆弱本質。而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雖非完美，但已能夠將社會絕大多數群體的利益及關心的問題反映到決策過程中。台灣政治制度因為保障了公民與政治權利，使人民得以行使經濟與社會權利，因而成就了比中國大陸更為穩定的局面，這種穩定無需國家耗費龐大的內部安全預算去監控與壓迫社會力量，因而不止更為人接納，也較易維持，茉莉花革命對台灣的政府也根本不是一個需要擔憂與監控的問題。簡言之，台灣已藉由民主化與法治化而成功地跨越了政治穩定的挑戰，而中國大陸政府仍深陷於那種越是維穩越是不穩的窘境。吾人無需恐懼中國大陸，但必須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有透徹的了解。恐懼是因無知，而知識則帶來力量。
第三，如果中國政府為了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而開始調整奉行多年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則吾人認為台灣政府也必須考慮調整現存的中國大陸政策，在確保台海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基礎上，著手準備與中國大陸政府展開具有政治性質的平等對話。吾人建議可由人權方面的對話與交流開始，以凸顯台灣政治與社會制度超前發展的優勢，引領大陸的政治發展。如果這是台灣僅存少數優於中國大陸的特色，我們為何不善加利用，在現狀不斷傾斜的兩岸關係上轉被動為主動，化守勢為攻勢？就算中國大陸政府拒絕我方人權對話交流的提議，台灣不止沒有任何損失，還能站上道德與制度的制高點，更能凸顯中國政府最深層的治理結構矛盾以及兩岸在政治制度上的明顯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