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六)

茉莉花革命引發的政治的中東與北非政治動盪仍在持續發酵中。利比亞的反格達費政府在北約執行禁航令之後士氣大增，似有扭轉3月初潰敗的跡象，此刻正與政府軍隊在利國中部戰略要地呈現膠著的狀況。敘利亞的反政府示威越演越烈，總統阿薩德在3月31日發表演說，拒絕立即解除國家緊急狀態，導致大規模示威遊行在數個主要城市同時爆發，警民衝突造成至少9人死亡。革命過後的埃及在3月19日順利舉行憲政公投，通過了政治民主化與法治化的改革藍圖，但是過渡執政的軍事執政團隨即在3月23日發布新法律，禁止人民集會遊行發表抗議政府言論，否則將面臨監禁與罰鍰的處分。沙烏地阿拉伯在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中扮演油價穩定者與改革抗拒著的雙重角色，在美國的默許下，該國的政治改革仍然遙遠。而中國則坐收漁翁之利，藉由利比亞撤僑行動測試解放軍應急能力並彰顯國威，向突尼西亞與埃及提供無息貸款以鞏固邦交，並藉由猛烈抨擊美國與北約國家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來彰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言者與保護者的角色。

茉莉花革命給台灣的啟示有三：第一，突尼西亞與利比亞在北非與中東地區算是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但是因為政治制度上的專制與封閉導致政商精英聚斂，貪腐橫行，人民所在意的物價與就業問題不受重視，不滿與絕望的集體情緒引爆革命浪潮。這告訴任何執政掌權者，總體經濟的發展未必保證人民對政府的滿意，更不足以確保政治的穩定。公民與社會群體不止關切經濟整體的成長，也要求經濟發展的果實必須經由合理公平並且透明的方式分配給每個人。而財富的分配方式與人權保障及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分離的：沒有公民與政治權利的制度保障，人民就無法充分享有經濟與社會權利，政治穩定也就不可得。

第二，面對經濟與軍事實力迅猛發展的中國大陸，台灣實在不必妄自菲薄，認為自己已一無是處，也無需恐懼對岸的發展，覺得時間在北京的手中。事實上，只需要一場遠在千里之外的茉莉花革命以及一則網路上不明人士號召的散步活動就足以揭穿中國崛起的脆弱本質。而台灣的政治經濟制度雖非完美，但已能夠將社會絕大多數群體的利益及關心的問題反映到決策過程中。台灣政治制度因為保障了公民與政治權利，使人民得以行使經濟與社會權利，因而成就了比中國大陸更為穩定的局面，這種穩定無需國家耗費龐大的內部安全預算去監控與壓迫社會力量，因而不止更為人接納，也較易維持，茉莉花革命對台灣的政府也根本不是一個需要擔憂與監控的問題。簡言之，台灣已藉由民主化與法治化而成功地跨越了政治穩定的挑戰，而中國大陸政府仍深陷於那種越是維穩越是不穩的窘境。吾人無需恐懼中國大陸，但必須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有透徹的了解。恐懼是因無知，而知識則帶來力量。

第三，如果中國政府為了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而開始調整奉行多年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原則，則吾人認為台灣政府也必須考慮調整現存的中國大陸政策，在確保台海穩定與國家安全的基礎上，著手準備與中國大陸政府展開具有政治性質的平等對話。吾人建議可由人權方面的對話與交流開始，以凸顯台灣政治與社會制度超前發展的優勢，引領大陸的政治發展。如果這是台灣僅存少數優於中國大陸的特色，我們為何不善加利用，在現狀不斷傾斜的兩岸關係上轉被動為主動，化守勢為攻勢？就算中國大陸政府拒絕我方人權對話交流的提議，台灣不止沒有任何損失，還能站上道德與制度的制高點，更能凸顯中國政府最深層的治理結構矛盾以及兩岸在政治制度上的明顯分歧。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五)

如果中國政府譴責利比亞政府違反人權並要求該政府立即回應人民的政治要求並改革國內政治體制，則中國是否也應該在國內進行同樣的改革？諷刺的是，中國的共黨政權不僅沒有啟動有意義之政治體制改革的意願。相反地，為了預防類似茉莉花革命的事件發生，中國政府自1月底開始加強對對輿論的監控，並大幅升高對政治活躍人士的壓迫行動，造成了自1999年鎮壓中國民主黨與法輪功成員以來最嚴酷的政治打擊。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1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與2月19日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會議中，明確指示要以社會管理之名加強對網路活動的監控與管理。

中共中央宣傳部隨即以取締假新聞的名義向各省媒體進行檢查整頓。向以敢言與自由派言論著稱的南方都市報受到極大壓力，在1月底解雇了資深記者與時事評論人長平（本名張平），南方都市報時評部主任李文凱與兩名時評部編輯則遭到調職。就在同一時間，廣東時代週報的時評部主任彭曉芸也被報社要求自動離職，在彭拒絕之後便只發給她每月最低工資以逼她去職，而成都商報則是以製造假新聞的理由開除了記者龍燦與李建軍。

2月17日一群自稱是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組織者在網際網路上宣佈，將於2月19日星期天在中國大陸13個重要城市發起集會散步活動，以爭取公民與政治權利以及社會正義，並發佈集會口號與集會守則。中國政府不敢掉以輕心，在接下來的數個週末以優勢並強硬的警力封鎖了這些茉莉花革命行動者預定集會的市中心地點，例如北京的王府井麥當勞前廣場與上海的解放廣場。有鑒於網際網路與移動通訊設備在茉莉花革命中扮演傳播反政府運動消息與動員反政府群眾的重要角色，中國的網路監控部門便將埃及，利比亞與茉莉花等關鍵字進行遮罩。政府甚至在2月19日以及接下來幾個星期日，暫停了茉莉花革命集會場合附近所有行動電話通信網路的短信收發功能，以防止異議人士藉由簡訊召集群眾或臨時變換集會地點。

除了盡全力防止同情茉莉花革命的國內運動出現，中國安全部門也同時升高對全國維權人士的監控與壓迫。根據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統計，截至三月底為止，已有超過23位的人權律師與維權活躍人士被證實失踪或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被刑事拘留，數十人的住宅與辦公處所遭執法人員搜索（也就是所謂的抄家），以及超過150人被公安傳喚詢問並限制人身自由。這波針對新聞與法律工作者的壓迫，其打擊面與打擊力道都超過2005年顏色革命之後的政治緊縮政策，使得一些國際人權組織甚至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放棄依法治國的理念，而回到不擇手段嚴打政權敵人的年代了。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四)

茉莉花革命也改變了中國在國際多邊組織中對國際人道干涉原則的態度與投票行為。由於中國政府的經濟利益與公民人身安全在埃及與利比亞的政治變局中受到威脅與明顯的損失，中國便無法再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因為倘使繼續放任這些國家內部秩序崩解失控，則中國將要蒙受更大的經濟與戰略損失，甚至會危及國內的政治穩定。另外，由於伊斯蘭會議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與非洲聯盟等主要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都已表態譴責利比亞違反人權，使得譴責與制裁格達費政權得到更多的國際正當性。

因此中國代表張丹於2月25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同意通過譴責利比亞政府嚴重違反人權的決議案，緊接著2月26日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保東支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對譴責與制裁利比亞政府的1970號決議案，再於3月1日在聯合國大會中同意暫停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與相關權利。如果說中國政府在利比亞的撤僑行動是史無前例的，則北京對一個素來與他交好的發展中國家所採取的嚴厲譴責態度也同樣是史所未見的。當格達費政府拒絕向國際社會的譴責讓步，導致安全理事會再次通過第1973號決議案，准許國際社會成員執行禁航命令與人道干涉，歷來對人道干涉持懷疑態度的中國政府甚至願意投下至為關鍵的棄權票，使決議案得以通過，這等於是中國政府默認了對利比亞進行人道干涉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然而，正好也就是在這點上，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內部安全政策出現明顯的矛盾與分歧。中國政府所支持制裁利比亞的聯合國決議案，都是由保障普世人權為出發點而嚴厲譴責格達費政權對基本人權的踐踏。但是中國政府在國內治理方式卻與這些受到茉莉花革命衝擊之國家政府沒有太大的區別，都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維持政治專制，並且持續壓制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力量。而且，這些國家面臨著與中國內部相當類似的發展問題：貧富不均，區域發展失衡，官員腐敗，青年的苦悶與相對高失業率，以及持續一年的物價上漲。也就是說，茉莉花革命的先決條件-社會中特定群體對現存政治經濟體制的集體挫折感與不信任感-在中國隨處可見。再者，由於茉莉花革命是由國內不滿政府的力量所主導，而革命所推翻與所傷及的大都是美國盟邦，中共領導人與學者因此不能再像他們數年前歸咎中亞顏色革命那樣，將這次的中東政治變動歸咎於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幕後陰謀。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三)

國際社會主要國家中對茉莉花革命的態度最為矛盾的就是中國大陸: 北京不止要考慮中國的戰略利益與經濟利益，還更要擔心茉莉花革命對共黨威權意識形態與一黨專制體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事實的發展證明，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的外交與內部安全考量之間產生明顯的思想矛盾與政策差異。在以往，中國政府一直高舉當代國際體系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礎規範與做法；當中國的人權被國際社會成員質疑與譴責時，北京也總是毫無例外地搬出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作為擋箭牌，甚至認為西方國家以人權的藉口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是違反這些國家的主權。然而，就像發生在2005年的顏色革命一樣，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再次顯示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強調與世界接軌的中國政府已經越來越難以維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因為他國的內政局勢發展會無可避免地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共黨政權利益。易言之，不干涉原則有利於一個相對孤立於世界的中國，但卻不利於一個與全球各國發生綿密複雜關係的中國。

面對突尼西亞的政治變動，中國一開始還遵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礎原則：外交部發言人在1月15日表示十分關注突國局勢發展，並希望突國早日恢復穩定。然而北京很快便意識到席捲中東與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將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國家利益，甚至會危及中國共黨政權的利益。中國政府因而自1月底開始一系列損害控制的外交作為與損害防範的內政措施。首先，埃及「廣場革命」的情勢開始威脅埃及境內中國公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迫使北京決定由政府進行撤僑。1月31日，中國政府決定由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與海南航空公司各派遣一架A330-200的包機直飛開羅，接回滯留埃及的500多名中國公民。2月1日，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再派遣兩架包機至開羅接回另外431名中國公民。

然而這只是中國政府在北非外交干涉的開始，因為中國國家企業在利比亞有相當可觀的投資，數萬名中國僑民旅居利比亞，而受到利比亞動亂而減產的石油出口則給中國經濟局勢產生很大的壓力。75家中國企業在利比亞承包了大約50個大型工程，總金額約有188億人民幣（約28.58億美元），現在不止被迫停工，許多工程設備機具及廠房設施也遭到洗劫與破壞，損失可說相當慘重，況且這些損失將來還不知該向何方要求賠償。據中國商務部3月初的統計，中國企業在利比亞的直接經濟損失已達15億人民幣（相當於2.28億美元）。另一方面，中國的國家石油企業，包括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中石油）與中國海洋石油公司（中海油），在利比亞都有可觀的油田探勘與生產計畫，並對利國的石油工業提供各種後勤服務。倘若中國撤出利比亞的石油市場，將失去對當地石油產業出口相關技術與勞工的獲利機會。最後，利比亞快速惡化的內戰局勢使得中國政府決定再次啟動撤僑任務，但中國在利比亞的僑民比在埃及的多上許多，撤僑的規模也因此比埃及要來得大，還必須動用海陸空多種管道才能將僑民及時撤出。從2月22日到3月5日，中國政府總共派遣91架次的民航包機，12架次的軍機，5艘貨輪，1艘軍艦，35架次的外國包機，11艘外籍油輪，與超過100輛的包車，總共撤出35860人。這次大規模撤僑動員了中國所有的民航公司，其任務複雜的程度乃是史無前例的。

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二)

當阿拉伯國家聯盟，非洲聯盟與伊斯蘭會議組織在2011年2月20-21日紛紛就利比亞政府屠殺無武裝的示威平民發表公開譴責之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便於2月25日召開特別會議，在47個會員國全體無異議的情況下通過強烈譴責利比亞政府違反人權的決議案，要求利國政府立即無條件停止對平民的敵對暴力行為，強烈建議聯合國大會停止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會員國席次與相關權益，認為格達費政權鎮壓示威群眾的做法與造成大量平民死傷的事證已構成違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並要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立即組建一個調查利比亞違反人權的國際委員。

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隔日（2月26日）也召開關於利比亞情勢的緊急會議，15個會員國一致同意通過安理會第1970號決議案。該決議案引用聯合國憲章第七章關於維持國際和平的條款（特別是第41條）對格達費政權採取數項制裁行動，包括武器禁運，旅行禁制，財產凍結等。3月1日，聯合國大會依照人權理事會與安全理事會先前的決議，以全體無異議的方式通過一項史無前例的決議案，暫停利比亞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與相關權利，這充分說明國際社會成員對譴責利比亞政府違反人權的高度共識。

然而，聯合國一連串的決議與譴責動作未能成功迫使格達費政權改變暴力鎮壓反政府運動的決定，雙方武裝衝突繼續惡化，造成更多平民死傷與財務損失。安全理事會遂於3月17日再度開會，並以10票贊成，5票棄權，無人反對的結果通過了1973號決議案。該決議案在原先制裁孤立利比亞政府的1970號決議案之上，進一步宣佈利比亞的武裝衝突局勢已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因此適用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中關於動員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以維持國際和平的條款。1973號決議案（一）授權各國與相關區域組織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保護利比亞平民及平民居住區域免受暴力攻擊的威脅，但不可以外國武裝力量佔領利比亞領土；（二）設定利比亞全部領空為禁航區，除了人道救援以及經聯合國授權允許的班機，其餘一律禁止進入或離開利比領空，而安理會授權各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執行禁航區的規定；（三）授權利比亞鄰國加強查核對利國實施武器禁運的各種檢查；（四）禁止任何在利比亞註冊的飛行器在任何國家降落，起飛，與通過該國領空；（五）擴大先前實施的財產凍結，使其延伸到任何利比亞政府或該政府控制之機構在海外持有的經濟資源，以及任何被聯合國認定為可能被利比亞政府所利用的經濟資源。1973號決議案為國際社會對利比亞進行人道干涉與人道救援提供了國際法的基礎，而法國，英國與美國及其中東盟國在該決議案通過之後便立即對利比亞政府的防空力量與空中武力進行精確打擊，以確保禁航區的命令得到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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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有力的茉莉花！(一)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一名失業大學畢業生為了抗議該國執法人員的暴力取締而自焚，導致突國青年上街抗議該國總統Zine al-Abidine Ben Ali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威權政治體制。由於鄰近國家相似的經濟情勢與政治制度，這場被國際媒體稱之為「茉莉花革命」的反政府運動迅速蔓延至北非與中東多國各大主要城市，到2011年3月底已影響超過40個國家的內政，並直接造成突尼西亞與埃及專制政權的垮臺，約旦，葉門，敘利亞，與科威特政府被迫改組，利比亞陷入部族殺伐的內戰，而敘利亞，巴林，葉門，沙烏地阿拉伯，阿爾及利亞等國相繼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與警民對抗，導致這些國家的政府被迫承諾增加社會福利，改善經濟政策，與加速政治制度改革。

面對突如其來的中東政治變局，世界主要國家一開始措手不及，但隨著茉莉花革命蔓延中東各國，暴力衝突與死傷人數開始飆升，主張積極介入與人道干涉的意見便佔了上風。利比亞的例子是為典範。執政已達42年的格達費政權因為以國家力量支持恐怖主義行動而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孤立，但近年來努力改善與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世界）的關係，也的確收到成效。當當國際媒體在2月揭露格達費政權竟以攻擊性武器與非洲僱傭兵團殘酷地鎮壓反政府運動，甚至面對國際譴責與本國外交人員的大批變節而絲毫不改變立場，各主要國家領導人的憤怒與失望可想而知：格達費政權暴力鎮壓異己的方式不止徹底違反歐美社會素來信奉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信念，格達費本人與他的親信幾次公開發言所流露的強硬態度與揶揄西方社會的言辭，更充分顯示西方國家對利比亞的親善政策無法改變格達費政權的專制獨裁本質。格達費政權戕害本國公民人身安全的殘酷程度早已跨過國家體系基本規範所提供的保護傘，使得該政府再也無法躲在不得干涉主權國家內政之原則的後面，而為國際人道干涉提供了一個正當且眾所同意的先決條件。

我們應該做學問!

四年一度的頂尖(lan)計畫又來了, 搞得中心一票資深資淺研究員人仰馬翻, 與CC陳年恩怨又再度被挑起, 揚揚沸沸已是一月有多, 我雖幸運置身事外坐山觀虎鬥 然而目睹同事為了計畫書的寫作而合縱連橫, 而案牘勞形, 而怨聲載道, 心中實在感慨. CC與IIR的研究體制真要改變, 不然留不住人!

我們真該做學問!

我們不做學問久矣!

容我慢慢說起吧....哀....

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談大學通識課 (第一集)

我始終相信通識課是現代大學的靈魂 是大學與高級職業學校之間分野的重要指標 大學教授傳授的不應該僅僅是專業知識與技術 更重要的是將現代知識體系的基本人文內涵傳承給下一代 並且積極培養學生對這些基本人文素養保有恆常的好奇心 讓學生經過大學教育之後 知道如何繼續涉獵這些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 豐富的人文內涵是所有產業創新的根本原因 幾乎每個成功的產品都是建立在對文化或歷史的細緻觀察之上 看見競爭者所看不見的契機 而沒有深度的商業行為只會被競爭者不斷的複製 每個店家賣的產品極為相似 無何區別 為了爭取微薄的利只能不斷砍殺成本 造成員工待遇與福利的不斷削減 形成惡性循環 今天我們的政府與那些有遠見的企業家們都紛紛呼籲要建立以創意為中心的永續產業政策 如果這說得是真話 那我們怎能忽視那些發展創意的教育源頭呢! 學生的家長可以不明白大學教育的靈魂所在 商業界人士可以不知道人文內涵與產業經營的深邃關係 但是我們這些大學教育者不可不知 更不可不堅持 我們不只應該認真教授通識課 確保學生吸收的程度 我們做為公共知識份子 還應該在行有餘力的時候 引導社會大眾對大學教育的看法 大學不是職業學校 這是我們起碼該有的共識 否則何必需要設立兩種截然不同的受教管道呢

我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去開辦通識課的 我認為 由於通識課所被賦予的特殊使命 它必然是大學裡最具挑戰性的課程 不論對教師或是學生都該是如此 對教師而言 如何讓非本科系的學生在不到二十節課中熟悉某個專業領域的基本語彙與其研究途徑 絕非易事 因此開授通識課的教授務必要在教學法與師生專業關係上多下功夫 對學生而言 如何在不到二十次授課當中掌握住一門非自己本科系課程的基本內涵 當然很具挑戰性 因此為了通識課所付出的時間與精神必須比其他課程還要來得多 聽課都來不及了 哪裡還敢翹課呢!

截至本周為止 我已教了五次通識課 是在周五早上八點到十點上的 我每周四都要花超過八小時去備課 除了再念一次指定閱讀 並且準備powerpoint slides, 還要找尋與課程相關的音樂或是影像資料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授課當中 我會請學生自願地分享當周世界人權時事新聞 也鼓勵他們在課堂中隨時發問予提出自己的看法 以致每次上課時間幾乎都不夠用

好的 以上是比較正面的發展 負面的問題當然不少 而且是經年累積下來 約定俗成的許多陋習與偏差的觀念 我知道大部分的問題不能完全歸咎學生 事實上教師在這些問題上要負最大的責任 有怠惰的教師 才會有怠惰且不負責任的學生 然後大學通識課程的品質就是一蹶不振 我只好一點一點的 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去推動改革 包括觀念上與實際做法上的

我首先明白告訴學生 吃東西在我的課堂上是不被允許的 學生可以在教室外吃完再進來 帶飲料則需附杯蓋以防止氣味溢出影響他人 我知道8點上課對大學生很殘忍 但我對他們說 我們要對知識與知識傳承者有基本的尊重 你必須在上課之前用完早餐 否則我會請你離開教室 我這樣要求學生 我也同樣要求自己 至少兩次 我買了早餐 可是無法在上課之中享用 我不願踐踏學生對我與知識的尊重 我要求學生尊重我 學生也有同樣的權利要求我尊重他們 截至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為了食物而要求學生離開教室 我認為 當教師認真 學生也會認真的

同樣的政策也適用於缺席者與打瞌睡 我告訴學生們 我對自己授課內容有信心 所以不會點名 也不指定學生座位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何必呢 點名很花時間的若是不舒服或有事 不用勉強 無需到課 只要上課之前以email方式報備即可 無須檢附缺席理由 這是對教師與其他修課者的基本尊重 然而 倘使我上課點到某位同學起來回答問題 而他卻沒有出席 事先也不報備 那麼我會毫不猶豫的扣其總分兩分 每發現一次就扣一次 而且這是不可談判的 同學們若是要修這門課就要接受這個政策 五周下來 我維持我的承諾 不在課堂上點名 而至少有兩名學生在上課之前請假 我當然知道有人不來也不告訴我 但這是他們自己的損失 不是我的 況且 每次上課都有學生問許多很好的問題 他們也很踴躍地嘗試回答我問的問題 所以 我根本不需要以點名的方式叫學生參與討論

若是上課中途感到疲累 或是想上廁所 我告訴他們 無須取得教師同意即可離席 只要不打擾其他同學 我是不在中場休息的 因為時間不夠用啊 這五周下來 沒有學生在上課期間趴下去睡覺的 當然 是有些人的銅鈴眼開呀閉呀的 看起來就是一副昨晚party玩太久的樣子 但他們至少沒有趴下去 當學生發現我這個教師的所作與我所說的一致 他們也會在態度上緊起來的! 我自己頗為欣慰 雖然退課的學生不少 但是留下來的 多數都頗能配合我的要求 我想 我們這些作大學老師的同仁們 實在有必要帶頭改寫通識課做為營養學分的定義 通識課營養 正是因為內容極具挑戰性 而教師授課要求也沒有降低 所以每個修完通識課的學生 都好像吃過一頓內容豐盛營養的知識饗宴 他們的人文素養增加了 他們的外在競爭力也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在下一篇裡 我想談談幾個結構性的問題 這些大學制度阻礙了通識課應有的發展 也扭曲了教師與學生對通識課的態度 這些問題不改善 我國的大學就仍然是高級職業培訓所 這些問題包括 學生為何要在一個學期裡修這麼多課? 教授為何要在一個學期裡教這麼多門課? 教授的授課大綱為何總是與實際授課內容脫節?

搬新厝/Movement

我們搬家了. 應該說, 我們又搬家了, 18個月以來的第三次. 原先的公寓差不多已被蚊子與螞蟻佔領了, 油條的房東先生又左暗示右明示他缺錢要賣房子, 所以11月底心一橫, 想說不管了, 找新房吧.

新房不折不扣地在坐落山上, 比原先的住所還要遠離平地與喧囂. 也許大部分的台灣人會選擇方便, 但我們所求的是安靜可親的社區, 良好的管理, 還有對自然的親近. 新居在12樓, 只有兩間房, 但是比原先住所的多上五坪的空間. 許多親友聽到只有兩房都很驚訝, 認為是浪費了空間. 然而我們只有三人, 女兒還很依附我們夫妻倆, 我和妻雖然有時覺得他太多話又黏人, 可還是歡歡喜喜地讓她黏過來...所以何需三房呢! 我們仨在家裡做甚麼事差不多都是在一起的, 一起讀書, 一起用餐, 一起睡, 一起玩...

這是我們仨的工作區, 小壞蛋也有桌椅的....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書架上的娃娃與玩具是她親自排定的, 做爸爸的也無權置喙...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新居最大的優點有二: 景觀好, 儲藏空間多. 房東似乎非常在意這兩點, 看得出他是願意也有能力過有品質生活的人. 圓弧型木質牆壁的設計使儲藏室成為可能, 牆外且有裝飾燈製造柔美放鬆的氣氛

而且, 室內有用不完的開放式書架, 能夠讓我買書買到掛也擺不完哪....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景觀是另一重點, 居高臨下俯視木柵平原與景美溪, 曾未夢想自己能住在這種地方. 對了, 還清楚地看到國關中心, 以後誰敢翹班我就拍下來....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當然, 我也不忘請房東務必留下他們的按摩椅, 這兩天搬家的背痛都靠它解決了縮... 以後它就是我的指定官椅, 請眾爺們讓位啦...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From New place in Taiwan

這是你的家

準備從台中回木柵的當下，母親牽著Aveline的手下樓，不捨的傷感全寫在臉上。她為女兒綁上安全帶，口中說著，這不只是爺爺奶奶的家，也是你詠琳的家，你不是到台中，你是回台中，知道嗎？

到與回這兩個字，當中隱藏多少複雜的感覺。

你們／我們，別人／家人，這二分似乎再清楚不過。對我父母而言，無論我長多大，無論我住得遠近，我永遠是他們的兒，是他們不可分割的血肉。要他們承認，我是個別人(套用龍應台的名言)，是個獨立的人，乃是不可思議的。

如果我是家人, 我的女兒當然也是家人, 我家就是他家, 管他台中台北.

真溫馨哪, 可不是嗎? 父母對兒女的愛是那樣的無條件, 甚至及於第三代. 我們在異鄉十年, 既無娘家可回, 也無婆家依靠, 全是小夫妻兩人瞻前顧後, 重擔兩肩挑. 如今回到故鄉, 父母的喜樂那是自不待言, 這台中與台北再遠, 也遠不過台灣與洛杉磯嘛. 妻的雙親也是喜不自勝, 他們就更近了, 距離不過是大安區與木柵之間, 行車二十分鐘而已. 女兒與四個老人家都處得來, 每次逗得他們捨不得道別, 一分開就鎮日想著何時再相逢.

孩子有長輩疼愛, 我們累了能將孩子暫託雙方父母, 三代享受天倫之樂, 夫復何求?

但是關係千萬縷, 纏上了就扯不清. 要分你我, 傷的不只是感情與互信, 你還必須有面對自己父母絕望眼神的勇氣.

這, 可不是每個在亞洲文化長大的人辦得到的.

陳小米到底是甚麼蝦米

這樣好了，我說說讓我感動的孩子，也許你會知道我希望自己的兒女以後會成為蝦米人類:
我聽說，最近在台灣有個牧師的女兒，他才十五歲，但是卻自己願意到偏遠的地方幫助那裏弱勢的人群，他已經去過泰北，柬埔寨，越南，菲律賓，這本來還要去中國大陸的四川吧，但是媒體一報導就砸鍋了。這孩子不簡單哪，他把群我關係詮釋得很好，但是我發現他的父母更不簡單。
他的父親曾是個混黑道的流氓，信主之後痛改前非，大力幫助中輟生與出獄受刑人，這女孩從小就與他父親所幫助的人在一起生活，她親眼見到人的改變，她也將助人並與人同在同活的價值觀當作自己的為人準則。對這個家而言，社群式的生活方式與經常不斷的溝通討論化解歧異是再自然不過的。這孩子長大的環境讓她體會我們何等需要彼此的接納與扶持，但在同時她也很清楚，行為的改變不會自然生發，而要經過很多的努力，甚至包括這小女孩的努力。

我記得這女孩國中之後就沒去學校了，她自己要求的，父母也同意，於是就改為在家學習，每過一陣子參加同等學歷考試。我是佩服她的父母啊，在台灣，這要忍受多少旁人的言語! 她的父母把台灣那套甚麼不要輸在起跑點的說法丟在山溝裡，與女兒一同摸索人生的歷程，而不是人云亦云，沒有思考地走制式教育的路。這孩子從小就受尊重，她的父母面對她各種近乎反體制的要求，總是與她反覆討論，這絕對不是有天晚上餐桌邊聊聊就是了。他們是把女兒當作有分辨力，有選擇能力的準大人。這孩子的看法，感覺，與創意得到發揮與尊重，他對人群就有信任與安全感。他知道她的能力會在何處得到證明，被肯定，因此也不需浪費生命把自己關在網路世界裡自己爽而無人知。

有人說，這孩子大概不會上明星高中，進一流學府，找到錢多的工作，然後也不可能買大房子與好車子。這父母不是該讓孩子幸福嗎? 怎麼放縱他不走正路呢? 我說，感謝上蒼有眼! 這孩子越晚進入僵化的社會體系，他就越能保有積極的社會性。很弔詭嗎? 不會的。

看看我們自己，我們這些在制式教育體制下長大的人們，還有那些跟隨我們腳蹤進入教育制度裡的後生晚輩。這有多少人關心社會議題? 國內社會? 國際社會? 沒有很多。我說的社會議題，不是統與獨，而是統獨等觀念與社會行為的關聯與影響。我們讀了十六年的書，大學畢業後卻失去了對社會與世界探索的興趣與能力。我們愛唱卡拉OK，誰曾經問過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年輕男女不愛這套? 我不是說卡拉OK不好，或是台灣人俗氣，我不願意那麼快下價值的判斷，我想問的是，為什麼我們就這麼理所當然地看待每一件身邊的事?

我們失去判斷，我們從不分析，我們早已冷漠。我們從小到大就被教導要顧好功課，不要管人閒事，長大賺大錢。功課就是社會累積的知識，閒事就是群己關係的社會面，財富完全是社會性的產物，但是我們厲害啊，我們的教育體系與社會化的過程竟然使我們與社會疏離，還振振有詞地說這是為我們好，為我們未來打算?

於是，我們關心高中生性行為氾濫，我們關心他們上課不守秩序，怕他們關心髮型過於背誦數學公式，要他們上大學再交男女朋友，。。。我們的教育體系在控制我們心靈與身體，懼怕孩子不受限制的創意會對大人的世界帶來不必要的挑戰。日子一久，我們就把創意放在沒有多少建設性的事上，如此師長們就更振振有詞地說，看吧，不聽話，變小混混了。沒出息的傢伙，你為什麼就不能像張家李家的模範生? 於是乎，我們親手暗算了孩子，也創造真正的社會問題。

這個教育體制創造出千萬個游離漂浮，懶於溝通，失去發展舞台的年輕人。最壓抑最趨同的體制會產生最冷漠最疏離的人，台灣已經很好的證明了熊彼得對激進社會主義的看法。政治解嚴二十年了，而教育觀念還是威權，還是上對下，還是搞控制。如果個性不得肯定，群性也不會健康。

When foreign policy becomes a moral dilemma/當外交困境成為道德難題

當外交困境成為道德難題

陳總統近日多次表示要以台灣的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並且就入聯事宜舉辦全國公投以示民意。在野黨以及反對陳總統個人者率多以國內政治來解釋這樣的外交行為，認為加入聯合國本來就是台灣全民所望，以如此名義舉辦公投乃是畫蛇添足，其主要目的不是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而是要為今年底的立委選舉與明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創造民進黨人捍衛台灣主權的正面形象，好鞏固選票，因此入聯公投與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乃是陳總統將外交戰術轉用於國內選舉戰略的典型操作。反對人士因此嚴加譴責這種為了確保國內選舉的結果而任意消費全民外交共識與有限外交資源的做法。民進黨內的主流人士與其他以追求台灣獨立為志業者則持相反的意見，她們以為舉辦入聯公投並非僅只為了贏得選舉，而是要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民主化的成果，以及表達台灣人民對於得到國際承認與尊重的渴望，並以此做為政府外交工作的精神後盾。國際社會的反對，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反對，不應該是台灣外交改變戰術的原因，而該是我們努力改變的國際現實，因為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實乃天經地義之事，如果我們只因美國的反對就徹頭縮尾，那台灣還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嗎? 台灣的民主政治還算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典範嗎? 台灣的外交還能走出去嗎? 中國努力了二十一年才加入聯合國，而台灣從1991年算起，為了入聯的努力到如今只有十六個年頭，何況台灣還是個國際關係中的小國。美國政府則是認為陳總統以台灣的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乃是片面改變兩岸現存的政治關係，美國不只不支持，還要明確表示反對。
我們在短時間內無法得知陳總統的積極外交作為是否得到美國政府背後的默許或是諒解，也不會了解台北與北京當局是否仍然維持某種程度的秘密溝通管道。然而，倘若陳總統檯面上的外交言詞的確就是民進黨政權真正努力推動的，那麼眼下的情形已演變為一個無人願意進入，卻又是人人親手造成的道德困境。所謂的道德困境，指的是決策者陷入了一個對與對的抉擇，亦即他們所面對的外交選項都是可欲且理性的，但卻又是互相排斥的，選擇其中一個就勢必要放棄另外幾個。為了合理化他們的外交政策抉擇，政治人物遂強調所選政策的道德高度與政治正確的程度，這樣的政策辯護也許有效地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與選民的支持度，卻也使外交政策陷入了不能辯論，絕對主義，無可轉圜的僵局。換句話說，外交已經從可能的藝術轉變為單一的邏輯，外交若非全勝，就是大敗，其間沒有灰色地帶，人人固守在他們自己所建構的邏輯城堡裡，因而嚴重窄化了原本就已不多的討論空間。而誰是錯的呢? 沒有人是錯的。陳總統與民進黨人捍衛台灣主權與宣揚民主成就的理念錯了嗎? 沒錯。在野黨與獨立人士所強調的謹慎務實的原則錯了嗎? 當然也沒錯。那麼，錯是在美方嗎? 美國近年向中方傾斜的外交政策，與其說是布希政府與獨裁者妥協，倒不如說是美國體認到中方崛起的全球政經軍實力，在反恐戰爭曠日持久的今天，美國需要中國在東亞甚至全球秩序上扮演穩定者的角色，尤其是北韓核武，印巴爭端，蘇丹達佛衝突上，無一不需要北京的鼎力相助，或者至少不能扯華盛頓的後腿。所以誰又能指責美方為了維護東亞和平與穩定所做出不支持台灣入聯的政策決擇? 講得更極端一些，中國也可以義正詞嚴地說他們壓縮台灣外交空間的做法是在維護國際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法理規範，亦即國家主權不可分割原則。
就另一個角度而言，台灣今日的外交困境不折不扣地顯示出大國與小國在國際關係上的區別。美國政府所做的抉擇，台灣就算不喜歡，也要咬牙適應。中國在全世界各地對台灣外交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也不是台灣政府或人民藉由通過幾項具有指標性的公民投票就能改變。台灣是個小國，世界局勢很難因為小國內部的集體願望而遽然改變國際關係的行為模式。我們不應再沉湎於六四之後十年所得的外交果實；如今的情形是對岸比我們更有錢，比我們更有談判的籌碼，還比我們更有實力堅持自己的外交政策。比錢比子彈比決心比盟邦，我們都差對岸一大截，這不是長他人志氣，這是我們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承認中國的強大與接受美國的制約不代表台灣外交的投降主義，而應該是台灣內部尋求外交共識的基礎。如果我們不願接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可能，但在同時也體認到完全獨立將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那麼放棄單一狹隘的道德式外交邏輯似乎就成為合理的作為。
當加入聯合國運動在九十年代初開始出現時，中國仍未走出國際社會對六四血腥鎮壓的抵制，國際環境相對地對台灣有利。其時台灣的務實外交在拉美，環太，與非洲大陸攻城略地，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也在穩定中持續加溫，美日兩國的鼎力支持也使台灣得以加入亞太經合會和參與關貿總協的入會談判。台灣當時的外交大環境事實上是比現在還有利的。即便是如此，由李前總統所主導的重返聯合國運動也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並且是由官方與民間兩方面分進合擊。政府將較為激進、直接的訴求留予當時尚在野的民進黨人與獨派台美人社團去推動，而外交部所推出的提案則相對溫和與間接，主要是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大會同意成立一個研究台灣申請入會的研究委員會。這固然是反映台灣內部的政治版圖，但也可看作是外交行為上的一個安全閥: 把溫和穩健的政策作為運動的主軸，但也鼓勵民間與在野黨在外交體制外的發聲，如此大國不至於當面反對，而為我提案的邦交國也承擔較少的政治風險，又能彰顯我國的民主化程就。十六年之後的今天，兩岸相對的外交地位早已更易，我們的政經優勢不再，而對岸正在快速的崛起，並且他們的外交部門已能充分地吸收並活用各種公關與談判的戰術來配合其大國外交戰略。簡言之，中國外交的能耐與技巧已非吳下阿蒙，他們對國際組織的熟悉與應用國際法原則的經驗早已大大超越台灣的外交人員。如果當年國際情勢對台灣有利，而政府加入聯合國的目標與做法尚是如此謹慎溫和，我們怎能期待台灣在今日不利的國際情勢之下，還能用粗糙的方式去堅持那遠不可得且不能妥協的道德理念?
我這樣說，意思並不是要陳總統與執政黨再次使用國民黨時代加入聯合國的做法，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要完全移植當年的目標與做法已是不可得。但是這就是政府對外交該負的責任: 審時適度地考量每個角度，並做出在特定的政策環境裡對國家損害最小而獲益最大的外交抉擇。民進黨政府自兩千零六年陳總統元旦講話之後的外交政策乃是不斷強調外交邏輯的單一性，絕對性，道德性，與不可妥協性。然而這種對道德理念近乎崇拜式的堅持使美國感到困擾，也壓縮了台灣內部對外交戰術的討論空間，更惡化國內政黨之間非理性的相互懷疑與非建設性的惡意攻訐。而執意地凸顯公投民主理念不過顯示我們政治人物對國際關係認識的不足，也徒然加深了台美之間的裂縫。如果我們仍然希望美國是台灣軍事與外交的守護者，我們至少要善盡與這個準盟邦溝通的義務。外交就是你來我往，來而不往非禮也，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證是有條件的，不是予取予求的。不斷地踩紅線以彰顯尊嚴，挑戰既有規範好凸顯悲情，又要求盟國無條件的支持，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作為。我們盼望陳總統在他剩下不到一年的任期裡能為下屆政府保留一些外交迴旋的餘地，盡可能地將外交政策，尤其是加入聯合國的政策，視作一個政治性與專業性兼備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絕對地道德原則。我們也期盼看到日漸邊緣化的外交專業人員能重回決策核心，對加入聯合國提供第一線與技術性的看法，也希望國安會的高級幕僚能恪盡職責，為穩健的全盤國安戰略提供多元中肯的分析。如果選舉的考量乃是任何民主國家都無法避免的政治現象，至少我們可以提醒執政黨，冒進的外交政策等於是要下一任政府背負無法估量的生存風險，這樣對勝選與繼續執政當然不是利多。
最後，我們也要提醒美日與中國，台灣作為小國固然在短期內無力撼動國際現實，但是一個深受外交挫折的台灣卻是激進獨立勢力最好的溫床。當台灣的外交困境不受重視，當他的外交承認都被切斷，連起碼的人格生存與國際地位都被拋到空中時，也就是島內溫和穩健力量失去合法性的日子。現代國際關係史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一個處在強權競爭之下的小國，其內政穩定與否，其外交激進與否，將會密切牽動國際權力(或是區域權力)的重分配。這不是威脅盟國，這只是善意地提醒他們，不要拒絕台灣合情合理的外交要求，因為沒有一個屢受挫折與悲情的國家會願意維持現狀。當現存東亞區域秩序不再能帶給台灣利益，當台灣的激進獨立主張成為外交與軍事政策的主流時，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不受影響，也沒有人能夠像彼拉多一樣卸責地說: 這事與我無關，是你們把耶穌釘了十字架的。

改革憲兵, 此其時矣!

筆者註: 本篇評論蒙中國時報略為編輯後採用, 刊登於該報一月五日的民意論壇. 以下是未經時報編輯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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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憲兵此其時矣

特殊又神秘的憲兵最近受了不少批評, 憲兵的進退失據也終於直接攤在陽光下. 這些批評與質疑提供我們一個絕佳的機會來檢視這個享有領袖鐵衛軍美譽的兵種的各面功能與適當性. 在精實案完成六年後, 憲兵不減反增, 但是憲兵的爭議也隨著他的預算員額一樣¸ 逐漸增加. 筆者認為. 憲兵如今的問題可由三個方面來討論 一是其原有賦予的制度是否應該繼續執行不變 二是其新增功能是否真的適合由憲兵來執行 三是其人員訓練與器械配置的妥當性.

中華民國的憲兵是個半現代化的產物. 我們的憲兵制度基本是模仿日本, 而不是像美國那樣單純的軍事警察的身分. 憲兵功能五花八門, 但都不脫維護政權與鞏固中樞. 當過憲兵的人都知道, 憲兵最高的原則就是忠貞, 向誰忠貞? 當然是向至高無上的領袖. 所以憲兵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執行特種警衛, 保衛元首安全無虞. 就這一功能而言, 憲兵像是美國財政部的密勤局. 憲兵另一同等重要的任務是國內情蒐與國內安全, 主要是蒐集敵國在我島內活動情報, 以及島內反對人士與親中團體的活動. 這當然也是為了鞏固政權, 保衛中樞. 就這一功能而言, 憲兵像是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與直屬白宮之國家安全局的合體. 憲兵還有司法警察的法定功能, 是以能維持社會治安與配合檢方查案, 並在全島各主要城市設置地區武裝憲兵隊, 受理民眾報案, 追緝逃兵, 甚且主動打擊非軍事犯罪. 憲兵自然還有最基本的軍法警察功能, 在平時糾舉軍紀, 查緝軍中不法情事, 協助軍事檢察官辦案, 並管理各級軍事管教單位與監獄, 在戰時管理戰俘, 實行交通與物資管制, 也是戰時或重大災難發生時維持公共秩序的人選. 最後, 憲兵還是輕裝步兵, 當其他部隊皆不堪使用時, 領袖還至少有一支訓練精良的部隊能保衛他的安全.

這樣的兵種, 基本上與警備總部並無二致, 亦即槍口向內, 其軍力不足以抵禦外侮, 但足以震慑國內反對勢力使其不成為威權政府的大患. 在威權時代, 這些功能猶如一個鐵拳的五指, 缺一不可, 若是各部綿密配合, 運作妥當, 加上與其他單位合作, 則政權可保無虞, 領袖也享平安. 而這樣的兵種也自然與反對運動站在對立面上, 不為標榜民主進步的異議人士所認同. 當民國六十年代末期, 經濟政策的成功使得中產階級壯大, 社會逐漸自由化, , 反對運動由地下走向公開, 各種抗議請願接踵而來, 原有威權社會的秩序趨於崩解, 憲兵因其護衛政權的功能並且因著情蒐的需要與地方勢力熟稔, 就自然而然成為鎮暴部隊的絕佳人選, 我們也因此見到憲兵部隊在美麗島事件中與反對人士所爆發的嚴重衝突. 時至今日, 雖有保安警察, 但是憲兵, 尤其是駐紮在台北縣市的武裝憲兵隊, 仍然被賦予鎮壓暴動與維持大規模社會運動過後秩序的功能. 筆者於八十七至八十八年服憲兵預官役時, 鎮暴操仍然是憲兵學校必習的課程, 更是歷次部隊整訓評分的重點項目, 足見憲兵鎮暴的功用並未隨者國內政治情勢趨於穩定而落寞. 但這些威權時代看似合理且不可或缺的功能, 到了民主時代還必要, 還適合嗎? 就其瑩瑩者, 憲兵的諸多任務之中不乏彼此原則相牴觸者, 更有憲兵所根本不適合擔任者. 威權時代執法人員與掌軍權者只需向領袖負責, 但是今日司法與執法單位必須公正中立, 超脫黨同伐異的傾向, 而軍隊也已經走向國家化, 不再是僅只效忠於一人一黨, 則憲兵那不文不武的特性, 與憲兵所自以為傲的情蒐任務就值得通盤檢討. 憲兵那種既要負責軍民治安的公眾性, 又與維護政治安全的隱密性, 兩者不僅不相容, 甚且在某些狀況下要相互衝突. 猶有甚者, 要大部份由義務役充員兵所組成的憲兵去擔任處理社會運動的第一線任務, 不僅經驗不足訓練不夠, 也實在有違自由民主政治中軍隊不干涉公民社會的運作原則. 筆者認為這樣的任務交付與警察似乎更為妥當, 因為憲兵說到底還是軍人, 而群眾運動或是社會運動卻是與軍人階級服從與高度組織的特性格格不入的一種公民社會自發性的表現. 我們在憲校與整訓時所學習到的, 都是如何有效的運用各種隊形, 行進方式, 與鎮暴武器好制服或是驅散群眾, 但卻沒有人告訴我們社會運動的性質, 民主政治運作的原則, 群眾為何聚集抗議, 更無人教導我們如何談判, 如何解讀現場氣氛, 如何降低軍民對立氣息, 對軍民不分的憲兵而言, 群眾運動不論其本質與目的, 都是現存政權的對頭, 因此若沒有在其養成訓練時詳加強調區分, 憲兵很容易就將抗議人士誤解為敵人, 而敵人想當然爾就是要清除盡淨. 這樣的邏輯與警察的觀念就截然不同. 這原則上的衝突, 與訓練專業的不足, 若再加上一個急著想要立功好升遷的中級軍官所下的不適當命令, 我們就能見到元旦當日在中衛區所發生的醜聞. 至於事發之後各單位之間推諉卸責就更是慘不忍睹. 簡言之, 憲兵在威權時代所執行的一些任務在今日已全然不適用, 是以政權更替之時, 正是改革憲兵制度的絕佳時機.

但是改革憲兵為何只是反對運動永遠的口號, 而非正在發生的事實呢? 當政權突然更替, 昔日政治階下囚與意識形態眼中釘成為合法合憲的新領袖時, 憲兵領導階層內心的惶恐與煎熬可想而知, 擔心往後各級憲兵單位預算與既有利益將要不保. 然而危機就是轉機, 憲兵的強大情蒐功能與長期培養的政經網路也可成為他生存的法寶; 同樣的統治工具如能對威權領袖有用, 新興的民選領袖也應該愛用, 畢竟掌握國內政經情報對鞏固新生的本土政權實屬關鍵. 憲兵與新政權在交相利的心態下做成了這筆交易, 也埋下了日後憲兵高層在四大軍種裡與綠營最為投緣的遠因. 憲兵員額因之不減反增, 其功能不只沒有削減, 反而逐日擴充, 憲兵調查組本來在精實案的計畫裡就要裁撤, 現在卻安然存在. 各地憲調組組長以中校或上校的官階就享有BMW頂級跑車與高級通訊設備的待遇. 憲兵的刑事鑑識中心與通訊監聽單位不斷增添最新設備. 當其他軍種的特戰單位紛紛裁減時, 憲兵特勤隊一枝獨秀, 成為中華民國武裝部隊裡唯一的特種戰術作戰部隊, 肩負反恐與反斬首的重責大任. 另外, 原先由陸軍六軍團負責的首都衛戍任務, 如今聽聞也全由憲兵接手負責, 這也是憲兵員額擴充的原因之一. 不僅如此, 本土政權成立之後, 歷任憲兵司令無不受到重用, 憲兵與府院高層的默契日盛一日早已不是秘密. 畢竟這樣一支沒有對外戰鬥能力與作戰需要的兵種, 其生存與壯大的唯一根基就是向領導完全輸誠, 並完全遵照其所給定的指示去做事, 以過如此, 現今更是如此. 當其他兵種與時俱進的時候, 他憲兵原地踏步, 甚且加強以往威權時代所執行, 但如今早已不再適合由其執行的任務.

筆者以曾於憲兵單位服役為榮, 但是卻不得不指出, 如今是全盤檢討憲兵制度與整頓憲兵功能的時機了. 因著功能繁多且互相衝突, 中華民國憲兵的儀典性或是威嚇性的任務早已凌駕專業的軍法警察身分, 並且排擠其他單位的合理預算分配. 筆者在此呼籲, 要喚回社會公評與民眾支持, 憲兵必須回歸專業, 放棄不合時代要求的任務. 所以第一, 憲兵的特種勤務 (意即保衛元首與副元首) 應該交給國安局轄下的特勤中心, 而特勤中心必須擴大成為能夠獨立作業的單位, 這樣權責才能相符, 而不是像這次一樣, 規劃警衛任務的與執行警衛任務的單位分屬不同部門, 令出多門, 闖了禍又找不到負責人, 這樣憲兵也很冤枉. 另外, 總統府的衛戍任務應當交由警政單位接手, 憲兵退居第二線, 方才符合軍民分立的原則. 第二, 各地的地區武裝憲兵隊以及憲兵調查組必須撤除, 將業務交由警察與調查單位接手; 警調的專業合不合格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憲兵必須嚴守軍民分立的原則. 第三, 憲兵的國內情蒐功能必須停止. 第四, 憲兵特勤隊應該交由國防部直接指揮, 而不是憲令部向政府討預算的金雞母. 換句話說, 憲兵所有執行內部政經安全的任務必須到此結束, 因為就是這些不當的資本拖累了這個兵種. 當所有不適合的外務停止了, 憲兵才能好好回歸本業—確保軍營安全, 整肅軍隊紀律. 在軍紀渙散的今天, 若能做到這點, 也不愧忠貞鐵衛的封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