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外交困境成為道德難題
陳總統近日多次表示要以台灣的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並且就入聯事宜舉辦全國公投以示民意。在野黨以及反對陳總統個人者率多以國內政治來解釋這樣的外交行為，認為加入聯合國本來就是台灣全民所望，以如此名義舉辦公投乃是畫蛇添足，其主要目的不是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而是要為今年底的立委選舉與明年三月的總統大選創造民進黨人捍衛台灣主權的正面形象，好鞏固選票，因此入聯公投與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乃是陳總統將外交戰術轉用於國內選舉戰略的典型操作。反對人士因此嚴加譴責這種為了確保國內選舉的結果而任意消費全民外交共識與有限外交資源的做法。民進黨內的主流人士與其他以追求台灣獨立為志業者則持相反的意見，她們以為舉辦入聯公投並非僅只為了贏得選舉，而是要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民主化的成果，以及表達台灣人民對於得到國際承認與尊重的渴望，並以此做為政府外交工作的精神後盾。國際社會的反對，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反對，不應該是台灣外交改變戰術的原因，而該是我們努力改變的國際現實，因為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實乃天經地義之事，如果我們只因美國的反對就徹頭縮尾，那台灣還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嗎? 台灣的民主政治還算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典範嗎? 台灣的外交還能走出去嗎? 中國努力了二十一年才加入聯合國，而台灣從1991年算起，為了入聯的努力到如今只有十六個年頭，何況台灣還是個國際關係中的小國。美國政府則是認為陳總統以台灣的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乃是片面改變兩岸現存的政治關係，美國不只不支持，還要明確表示反對。
我們在短時間內無法得知陳總統的積極外交作為是否得到美國政府背後的默許或是諒解，也不會了解台北與北京當局是否仍然維持某種程度的秘密溝通管道。然而，倘若陳總統檯面上的外交言詞的確就是民進黨政權真正努力推動的，那麼眼下的情形已演變為一個無人願意進入，卻又是人人親手造成的道德困境。所謂的道德困境，指的是決策者陷入了一個對與對的抉擇，亦即他們所面對的外交選項都是可欲且理性的，但卻又是互相排斥的，選擇其中一個就勢必要放棄另外幾個。為了合理化他們的外交政策抉擇，政治人物遂強調所選政策的道德高度與政治正確的程度，這樣的政策辯護也許有效地鞏固了政權的合法性與選民的支持度，卻也使外交政策陷入了不能辯論，絕對主義，無可轉圜的僵局。換句話說，外交已經從可能的藝術轉變為單一的邏輯，外交若非全勝，就是大敗，其間沒有灰色地帶，人人固守在他們自己所建構的邏輯城堡裡，因而嚴重窄化了原本就已不多的討論空間。而誰是錯的呢? 沒有人是錯的。陳總統與民進黨人捍衛台灣主權與宣揚民主成就的理念錯了嗎? 沒錯。在野黨與獨立人士所強調的謹慎務實的原則錯了嗎? 當然也沒錯。那麼，錯是在美方嗎? 美國近年向中方傾斜的外交政策，與其說是布希政府與獨裁者妥協，倒不如說是美國體認到中方崛起的全球政經軍實力，在反恐戰爭曠日持久的今天，美國需要中國在東亞甚至全球秩序上扮演穩定者的角色，尤其是北韓核武，印巴爭端，蘇丹達佛衝突上，無一不需要北京的鼎力相助，或者至少不能扯華盛頓的後腿。所以誰又能指責美方為了維護東亞和平與穩定所做出不支持台灣入聯的政策決擇? 講得更極端一些，中國也可以義正詞嚴地說他們壓縮台灣外交空間的做法是在維護國際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法理規範，亦即國家主權不可分割原則。
就另一個角度而言，台灣今日的外交困境不折不扣地顯示出大國與小國在國際關係上的區別。美國政府所做的抉擇，台灣就算不喜歡，也要咬牙適應。中國在全世界各地對台灣外交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也不是台灣政府或人民藉由通過幾項具有指標性的公民投票就能改變。台灣是個小國，世界局勢很難因為小國內部的集體願望而遽然改變國際關係的行為模式。我們不應再沉湎於六四之後十年所得的外交果實；如今的情形是對岸比我們更有錢，比我們更有談判的籌碼，還比我們更有實力堅持自己的外交政策。比錢比子彈比決心比盟邦，我們都差對岸一大截，這不是長他人志氣，這是我們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承認中國的強大與接受美國的制約不代表台灣外交的投降主義，而應該是台灣內部尋求外交共識的基礎。如果我們不願接受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可能，但在同時也體認到完全獨立將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那麼放棄單一狹隘的道德式外交邏輯似乎就成為合理的作為。
當加入聯合國運動在九十年代初開始出現時，中國仍未走出國際社會對六四血腥鎮壓的抵制，國際環境相對地對台灣有利。其時台灣的務實外交在拉美，環太，與非洲大陸攻城略地，而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也在穩定中持續加溫，美日兩國的鼎力支持也使台灣得以加入亞太經合會和參與關貿總協的入會談判。台灣當時的外交大環境事實上是比現在還有利的。即便是如此，由李前總統所主導的重返聯合國運動也是小心翼翼，步步為營，並且是由官方與民間兩方面分進合擊。政府將較為激進、直接的訴求留予當時尚在野的民進黨人與獨派台美人社團去推動，而外交部所推出的提案則相對溫和與間接，主要是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大會同意成立一個研究台灣申請入會的研究委員會。這固然是反映台灣內部的政治版圖，但也可看作是外交行為上的一個安全閥: 把溫和穩健的政策作為運動的主軸，但也鼓勵民間與在野黨在外交體制外的發聲，如此大國不至於當面反對，而為我提案的邦交國也承擔較少的政治風險，又能彰顯我國的民主化程就。十六年之後的今天，兩岸相對的外交地位早已更易，我們的政經優勢不再，而對岸正在快速的崛起，並且他們的外交部門已能充分地吸收並活用各種公關與談判的戰術來配合其大國外交戰略。簡言之，中國外交的能耐與技巧已非吳下阿蒙，他們對國際組織的熟悉與應用國際法原則的經驗早已大大超越台灣的外交人員。如果當年國際情勢對台灣有利，而政府加入聯合國的目標與做法尚是如此謹慎溫和，我們怎能期待台灣在今日不利的國際情勢之下，還能用粗糙的方式去堅持那遠不可得且不能妥協的道德理念?
我這樣說，意思並不是要陳總統與執政黨再次使用國民黨時代加入聯合國的做法，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要完全移植當年的目標與做法已是不可得。但是這就是政府對外交該負的責任: 審時適度地考量每個角度，並做出在特定的政策環境裡對國家損害最小而獲益最大的外交抉擇。民進黨政府自兩千零六年陳總統元旦講話之後的外交政策乃是不斷強調外交邏輯的單一性，絕對性，道德性，與不可妥協性。然而這種對道德理念近乎崇拜式的堅持使美國感到困擾，也壓縮了台灣內部對外交戰術的討論空間，更惡化國內政黨之間非理性的相互懷疑與非建設性的惡意攻訐。而執意地凸顯公投民主理念不過顯示我們政治人物對國際關係認識的不足，也徒然加深了台美之間的裂縫。如果我們仍然希望美國是台灣軍事與外交的守護者，我們至少要善盡與這個準盟邦溝通的義務。外交就是你來我往，來而不往非禮也，美國對台灣的安全保證是有條件的，不是予取予求的。不斷地踩紅線以彰顯尊嚴，挑戰既有規範好凸顯悲情，又要求盟國無條件的支持，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作為。我們盼望陳總統在他剩下不到一年的任期裡能為下屆政府保留一些外交迴旋的餘地，盡可能地將外交政策，尤其是加入聯合國的政策，視作一個政治性與專業性兼備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絕對地道德原則。我們也期盼看到日漸邊緣化的外交專業人員能重回決策核心，對加入聯合國提供第一線與技術性的看法，也希望國安會的高級幕僚能恪盡職責，為穩健的全盤國安戰略提供多元中肯的分析。如果選舉的考量乃是任何民主國家都無法避免的政治現象，至少我們可以提醒執政黨，冒進的外交政策等於是要下一任政府背負無法估量的生存風險，這樣對勝選與繼續執政當然不是利多。
最後，我們也要提醒美日與中國，台灣作為小國固然在短期內無力撼動國際現實，但是一個深受外交挫折的台灣卻是激進獨立勢力最好的溫床。當台灣的外交困境不受重視，當他的外交承認都被切斷，連起碼的人格生存與國際地位都被拋到空中時，也就是島內溫和穩健力量失去合法性的日子。現代國際關係史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一個處在強權競爭之下的小國，其內政穩定與否，其外交激進與否，將會密切牽動國際權力(或是區域權力)的重分配。這不是威脅盟國，這只是善意地提醒他們，不要拒絕台灣合情合理的外交要求，因為沒有一個屢受挫折與悲情的國家會願意維持現狀。當現存東亞區域秩序不再能帶給台灣利益，當台灣的激進獨立主張成為外交與軍事政策的主流時，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不受影響，也沒有人能夠像彼拉多一樣卸責地說: 這事與我無關，是你們把耶穌釘了十字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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