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31, 2007
當暴力成為制度--巴基斯坦給台灣的啟示
這篇評論文是關於巴基斯坦的總理遭到暗殺的悲劇，被中國時報採用刊載於2007年12月31日的時報論壇。但是限於版面，時報刪減文章的內容。我將原文登載於此。讀者可比較兩種版本的異同。時報版可於這個連結中閱讀。
這個聯結是布托被暗殺的現場影片。影片似乎顯示，兇手有兩人，一人先開槍，站在他後面的另一殺手引爆綁縛於身上的炸藥。
巴國內部與國際社會對巴基斯坦軍政府在事發前不提供足夠的安全措施，事發後又試圖掩蔽布托真正死因的作法感到極度不滿。反對黨人士與國際社會要求組成具有公信力的國際調查團來徹底調查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相關報導可見紐約時報與英國衛報。
被暗殺的民主：巴基斯坦給台灣的啟示
因為素來的陌生與遙遠的距離，台灣似乎感覺不出巴基斯坦因為前總理布托遭暗殺而引發的政治動盪。雖然巴基斯坦的政治社會發展與台灣迥然不同，巴國所處的區域地緣關係也與台灣所在的東亞國際關係大異其趣，但是我們可以─也必須─從巴國無法擺脫的政治悲劇中得到一些意義深遠的啟示。我認為，我們至少能學到四個慘痛的教訓。
布托死亡的當日，巴國前總理夏立夫惋惜地說，那是巴基斯坦歷史最傷痛的一天。傷痛，不僅因為死了一位問鼎總理希望濃厚的競選者，也不僅因為布托擺脫不了她父親與兩位兄長難以善終的家族厄運，更因為這個暗殺粉碎了挽救巴國政治民主與社會穩定的可能。因軍事政變而上台的穆夏拉夫政權將更不受人民支持，驟然失去政治領袖的最大反對黨勢必陷入內部紊亂，原先由美國強力斡旋的巴國朝野政治妥協方案已成空談，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與接下來的內閣籌組似乎也無關緊要，而這一切的發展都似乎有利於伊斯蘭極端激進勢力的迅速擴張，也威脅南亞與中亞原本就已動盪的政治秩序。
但是布托的橫死街頭更應該視為是巴基斯坦近八年以來政治發展停滯失衡的一個醜惡展示。獨立六十年以來，巴國兩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穆斯林聯盟與陸軍─非常明顯地限縮了巴基斯坦民主化的進程。穆斯林聯盟為傳統宗教與社會秩序發聲，而政治企圖旺盛的職業陸軍軍官團則是這個前大英帝國殖民地世俗化與現代化最明顯也最強有力的象徵。這樣的政治版塊並不意味著民主制度在巴基斯坦的無望，因為兩大陣營內部不只有較為強硬保守的，也同時存在較為溫和或是願意與對手溝通妥協的成員。這說明巴國在歷次軍人干政之後，仍能勉力走回民主制度。另外，巴基斯坦繼承其殖民母國對法律系統與代議制度的重視，因此為傳統宗教秩序發聲的穆斯林黨派仍然選擇議會路線而非街頭衝撞。
然而這兩股最強大的政治勢力卻在一九九九年十月軍事政變之後各自走向極端，不僅限制了雙方陣營內部較溫和的聲音，也快速壓縮彼此可對話的議題與空間，而後冷戰時代快速轉變的中南亞地緣關係則為巴國政治發展投下巨大的陰影。在宗教政黨這一面，前總理夏立夫所領導的右派穆斯林聯盟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便積極強調要以伊斯蘭法律作為巴國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但他仍然經由議會辯論的路線與漸進的手段去推廣本質上是保守的伊斯蘭法。然而夏立夫在政變後的出國流亡削弱了較為溫和的穆斯林聯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而同時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中亞政治真空中迅速崛起，吸引了那些對空轉的世俗政治感到無力的巴國青年，也造就了巴國伊斯蘭信徒的激進化。
在現代化的陸軍這一面，穆夏拉夫與他的軍官執政團自一九九九年以後便主導了巴國的政治發展路線，他一手強力排除在他眼中貪腐且無能的政客，專自攬權，另一手則與美國的反恐政策搭上線，開始以武力鎮壓激進伊斯蘭派系在巴國內部與邊界山區的活動。至此能夠在巴國憲政體制下制衡軍事執政者的只剩下最高法院的裁決以及公民社會的力量，然而最高法院在多次與軍事政府尖銳衝突之後，在今年十月被穆夏拉夫以發布國家緊急狀態而解散重組，因而失去了它作為政治爭端最終裁決者的社會公信力。而公民社會與民間媒體的公正性也因為各個團體過於明顯的政治，地域，族群或宗教立場而遭到質疑。
易言之，不論是政治制度中或是社會上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都被壓縮，剩下表達意見的途徑就是走上街頭暴力相向。軍事執政者並且面臨兩難：為了贏得美國政府的默許與援助，巴基斯坦政府必須加大反恐作為的力度，但如此便更加疏遠國內已經激進化的伊斯蘭勢力，增加社會動盪與政治暴力，進一步弱化軍事政府本就十分脆弱的合法性與統治能力。
穆夏拉夫在這樣窘困的情形下勉強同意美國所強力要求的政治分權計畫，允許兩位受通緝多年的前總理回國競選國會議員以及角逐總理大位，如此增加政府在宗教界與世俗界的社會支持，也穩定岌岌可危的現代世俗政權。
如此的前景自然不為激進伊斯蘭所喜，於是他們鎖定了布托，必欲置其於死地，因為與夏立夫的保守宗教立場相比，布托更多代表一種受西方世俗體系型塑的現代性，而他深為女性並且受過英國高等教育的身分也更令極端保守派的伊斯蘭信徒打從心底感到不快。如此高度激化的國內政治與已陷膠著的反恐戰爭，加上一個不願提供足夠安全措施的軍政府，終於導致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布托遭到暗殺的悲慘結局。布托已死，葬在她視為英雄的父親身邊，但巴基斯坦的政局卻更難走向積極開放的路途。
發生在巴基斯坦的暗殺與激進政治告訴台灣甚麼? 那個國家的動亂至少告訴我們四件事：第一，民主的制度不代表一切，民主的態度也必須是我們努力追求的。 好人不一定總作好事，所以我們要設計好的制度，無論何人都要照著這制度來運作。然而良善的制度必要由人去積極的維護，但怎麼維護？我們必須讓這制度變為常態，內化為政治人物的規範，讓民主成為台灣政治唯一的遊戲規則。我們也要鼓勵並培養公民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增加理性討論公共政策的渠道，讓各樣與公共事務有關的政策決定都是基於充分並富有知性的溝通討論。
第二，有時政治人物積極的不作為反而能夠維護民主的制度。制度是抽象的，而人卻是活生生的。我們之所以尊重執政者，因為他們代表的意義比他們自己更大更廣，他們就是我們所認可之民主制度的具體化身。他們的言行就某方面而言就是這個民主制度的品質。所有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以及他們的選民─都要有這樣的覺悟，說一句痛快話的代價很可能是被弱化的民主。有些話就是不能說，有些事就是不能作。
第三，台灣雖然不存在狂熱宗教的政治因素，但對某些集體信念的極端堅持卻是各處都有的。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因為對某些信念的過度堅持，常導致僵化不能談判的死局，這不僅與民主制度中強調理性溝通辯論的前提相悖反，也會不必要地將許多技術性的政治議題轉化為不能讓步的道德性議題。當政治被過度道德化，目的就可以合理化手段，於是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的作為都是可以被原諒的，因為我愛某塊土地，我屬於某個群體。希望這不是台灣正在走的路。
第四，一個強權的支持未必能保證我們國泰民安。巴基斯坦已過五年接受的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僅次於以色列與埃及，但是國內動盪依舊；要人助，自己要先站住陣腳。外援不是萬靈丹；事實上，巴基斯坦的例子告訴我們，美援所帶來的政治成本很有可能遠大於它的安全效能。
這個聯結是布托被暗殺的現場影片。影片似乎顯示，兇手有兩人，一人先開槍，站在他後面的另一殺手引爆綁縛於身上的炸藥。
巴國內部與國際社會對巴基斯坦軍政府在事發前不提供足夠的安全措施，事發後又試圖掩蔽布托真正死因的作法感到極度不滿。反對黨人士與國際社會要求組成具有公信力的國際調查團來徹底調查這個事件的前因後果。相關報導可見紐約時報與英國衛報。
被暗殺的民主：巴基斯坦給台灣的啟示
因為素來的陌生與遙遠的距離，台灣似乎感覺不出巴基斯坦因為前總理布托遭暗殺而引發的政治動盪。雖然巴基斯坦的政治社會發展與台灣迥然不同，巴國所處的區域地緣關係也與台灣所在的東亞國際關係大異其趣，但是我們可以─也必須─從巴國無法擺脫的政治悲劇中得到一些意義深遠的啟示。我認為，我們至少能學到四個慘痛的教訓。
布托死亡的當日，巴國前總理夏立夫惋惜地說，那是巴基斯坦歷史最傷痛的一天。傷痛，不僅因為死了一位問鼎總理希望濃厚的競選者，也不僅因為布托擺脫不了她父親與兩位兄長難以善終的家族厄運，更因為這個暗殺粉碎了挽救巴國政治民主與社會穩定的可能。因軍事政變而上台的穆夏拉夫政權將更不受人民支持，驟然失去政治領袖的最大反對黨勢必陷入內部紊亂，原先由美國強力斡旋的巴國朝野政治妥協方案已成空談，即將舉行的國會選舉與接下來的內閣籌組似乎也無關緊要，而這一切的發展都似乎有利於伊斯蘭極端激進勢力的迅速擴張，也威脅南亞與中亞原本就已動盪的政治秩序。
但是布托的橫死街頭更應該視為是巴基斯坦近八年以來政治發展停滯失衡的一個醜惡展示。獨立六十年以來，巴國兩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穆斯林聯盟與陸軍─非常明顯地限縮了巴基斯坦民主化的進程。穆斯林聯盟為傳統宗教與社會秩序發聲，而政治企圖旺盛的職業陸軍軍官團則是這個前大英帝國殖民地世俗化與現代化最明顯也最強有力的象徵。這樣的政治版塊並不意味著民主制度在巴基斯坦的無望，因為兩大陣營內部不只有較為強硬保守的，也同時存在較為溫和或是願意與對手溝通妥協的成員。這說明巴國在歷次軍人干政之後，仍能勉力走回民主制度。另外，巴基斯坦繼承其殖民母國對法律系統與代議制度的重視，因此為傳統宗教秩序發聲的穆斯林黨派仍然選擇議會路線而非街頭衝撞。
然而這兩股最強大的政治勢力卻在一九九九年十月軍事政變之後各自走向極端，不僅限制了雙方陣營內部較溫和的聲音，也快速壓縮彼此可對話的議題與空間，而後冷戰時代快速轉變的中南亞地緣關係則為巴國政治發展投下巨大的陰影。在宗教政黨這一面，前總理夏立夫所領導的右派穆斯林聯盟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便積極強調要以伊斯蘭法律作為巴國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但他仍然經由議會辯論的路線與漸進的手段去推廣本質上是保守的伊斯蘭法。然而夏立夫在政變後的出國流亡削弱了較為溫和的穆斯林聯盟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而同時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中亞政治真空中迅速崛起，吸引了那些對空轉的世俗政治感到無力的巴國青年，也造就了巴國伊斯蘭信徒的激進化。
在現代化的陸軍這一面，穆夏拉夫與他的軍官執政團自一九九九年以後便主導了巴國的政治發展路線，他一手強力排除在他眼中貪腐且無能的政客，專自攬權，另一手則與美國的反恐政策搭上線，開始以武力鎮壓激進伊斯蘭派系在巴國內部與邊界山區的活動。至此能夠在巴國憲政體制下制衡軍事執政者的只剩下最高法院的裁決以及公民社會的力量，然而最高法院在多次與軍事政府尖銳衝突之後，在今年十月被穆夏拉夫以發布國家緊急狀態而解散重組，因而失去了它作為政治爭端最終裁決者的社會公信力。而公民社會與民間媒體的公正性也因為各個團體過於明顯的政治，地域，族群或宗教立場而遭到質疑。
易言之，不論是政治制度中或是社會上公共政策討論的空間都被壓縮，剩下表達意見的途徑就是走上街頭暴力相向。軍事執政者並且面臨兩難：為了贏得美國政府的默許與援助，巴基斯坦政府必須加大反恐作為的力度，但如此便更加疏遠國內已經激進化的伊斯蘭勢力，增加社會動盪與政治暴力，進一步弱化軍事政府本就十分脆弱的合法性與統治能力。
穆夏拉夫在這樣窘困的情形下勉強同意美國所強力要求的政治分權計畫，允許兩位受通緝多年的前總理回國競選國會議員以及角逐總理大位，如此增加政府在宗教界與世俗界的社會支持，也穩定岌岌可危的現代世俗政權。
如此的前景自然不為激進伊斯蘭所喜，於是他們鎖定了布托，必欲置其於死地，因為與夏立夫的保守宗教立場相比，布托更多代表一種受西方世俗體系型塑的現代性，而他深為女性並且受過英國高等教育的身分也更令極端保守派的伊斯蘭信徒打從心底感到不快。如此高度激化的國內政治與已陷膠著的反恐戰爭，加上一個不願提供足夠安全措施的軍政府，終於導致了十二月二十七日布托遭到暗殺的悲慘結局。布托已死，葬在她視為英雄的父親身邊，但巴基斯坦的政局卻更難走向積極開放的路途。
發生在巴基斯坦的暗殺與激進政治告訴台灣甚麼? 那個國家的動亂至少告訴我們四件事：第一，民主的制度不代表一切，民主的態度也必須是我們努力追求的。 好人不一定總作好事，所以我們要設計好的制度，無論何人都要照著這制度來運作。然而良善的制度必要由人去積極的維護，但怎麼維護？我們必須讓這制度變為常態，內化為政治人物的規範，讓民主成為台灣政治唯一的遊戲規則。我們也要鼓勵並培養公民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增加理性討論公共政策的渠道，讓各樣與公共事務有關的政策決定都是基於充分並富有知性的溝通討論。
第二，有時政治人物積極的不作為反而能夠維護民主的制度。制度是抽象的，而人卻是活生生的。我們之所以尊重執政者，因為他們代表的意義比他們自己更大更廣，他們就是我們所認可之民主制度的具體化身。他們的言行就某方面而言就是這個民主制度的品質。所有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以及他們的選民─都要有這樣的覺悟，說一句痛快話的代價很可能是被弱化的民主。有些話就是不能說，有些事就是不能作。
第三，台灣雖然不存在狂熱宗教的政治因素，但對某些集體信念的極端堅持卻是各處都有的。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因為對某些信念的過度堅持，常導致僵化不能談判的死局，這不僅與民主制度中強調理性溝通辯論的前提相悖反，也會不必要地將許多技術性的政治議題轉化為不能讓步的道德性議題。當政治被過度道德化，目的就可以合理化手段，於是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的作為都是可以被原諒的，因為我愛某塊土地，我屬於某個群體。希望這不是台灣正在走的路。
第四，一個強權的支持未必能保證我們國泰民安。巴基斯坦已過五年接受的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僅次於以色列與埃及，但是國內動盪依舊；要人助，自己要先站住陣腳。外援不是萬靈丹；事實上，巴基斯坦的例子告訴我們，美援所帶來的政治成本很有可能遠大於它的安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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